官助民营和官办民营只有一字之差，却带来了本质的改变：首先是投资的主体变了，公共财政的负担减轻了；其次是资产的权属变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监控不必要了；再次是政府的管理模式变了，政策引导成为实现政府意愿的有效工具。

本报记者 邓淑华综合报道　　

　　自2004年担任中国高新区协会创业中心专委会主任委员以来，孙大海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孵化器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孙大海深刻地感受到了我国孵化器发展的变化。

　　“10年前，我们在研究中一直强调：在中国，孵化器一定要由政府主导。因为孵化器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高投入，需要提供服务，而当时这些服务绝大部分是免费的。因此，孵化器需要扶持，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孙大海说，“2011年1月，我从厦门火炬高新区调到天津滨海高新区工作。在这里，我体会到孵化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孵化器完全由政府来主导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孙大海发现，当孵化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各种形态的孵化器，包括政府主导型孵化器、政府引导型孵化器、国有企业创办型孵化器、民营企业创办型孵化器、混合体制型孵化器、虚拟孵化器等都纷纷涌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而其中的一些新形态孵化器，更让他察觉了中国孵化器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形态孵化器涌现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孵化器应当从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引导，全面民营化发展。在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我们引进了一些新形态的孵化器。这些孵化器完全属于民营化，政府没有投入资金，只提供政策支撑。”孙大海介绍，天津目前已经涌现出智造中国、九州通、中海创、360、照明云计算等5种新形态孵化器模式。

　　第一种模式智造中国最初是从上海起步，目前已经在天津滨海高新区进一步发展。该模式将管理和投资相结合，在招商的时候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和眼光，对企业进行严格甄选，希望能以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成长。

　　“对于新引进的项目，可以不收租金，并争取政府的资源，最终目的就是在项目刚进来时参股进去，用孵化器的服务、租金投入到企业里面，与他们一起发展。目前，该模式已经成功培育了2-3个项目。这些项目上市以后，原来投入的几百万元资金，就会变成几亿元。”孙大海表示，“该模式简单说就是建立载体，进行项目挑选，然后参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需提供相应比较廉价的土地，提供配套政策和配套服务。这一模式，目前在全国推广是最为容易的。”

　　第二种模式是由一家中国上市企业九州通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投资建设的加速器与孵化器。九州通拥有我国几乎最强大的药品销售渠道，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个独栋厂房，并可为企业进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由九州通建立的孵化器，对许多医药项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吸引了大批医药企业入孵。

　　第三种模式是中海创模式。中海创集团是福州的一家企业，已经拥有3000名员工，销售收入达到40多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中海创3000名员工中至少有2000名是创业导师，创业者可通过这些创业导师进行项目评估，并组建新的创业团队。创业者不需要注册独立法人，只在中海创下属独立运作。在这种模式下，创业企业发展非常快。

　　第四种模式是360模式。奇虎360在全球拥有4亿动态客户，这些客户是它无尽的宝贵资源。高科技创业者只要找到奇虎360或者天津滨海高新区，并确定在高新区创业，就可获得园区10万-60万元的孵化资金支持。有了这笔孵化资金后，奇虎360可以进一步为创业者提供天使投资，并在创业过程中通过4亿客户平台将其产品推出去。

　　第五种模式由天津滨海高新区引进来的项目——照明云计算开创。照明云计算项目的云计算、云端库等部分，必须有大量客户感兴趣的电影、游戏或者应用产品。为保证稳定的产品源，该项目需要召集一些创业的项目进来，提供项目孵化。

　　“这5种模式有4个在天津滨海高新区，1个在海洋高新区。高新区将这5个项目引进来，就形成了5个完全新形态的孵化器，而且完全是由民营主导的孵化器，政府在此过程中仅需要提供孵化资金和土地政策等。”孙大海说，他感觉现在是孵化器发展的大好时机，通过政府引导，促进民营资本投资孵化器，并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导师、投资产品、市场等更深层次的资源服务。“所以，我建议，今后如果有类似的孵化器申请国家级孵化器，希望国家能给予相应的倾斜。也许他们能够比政府做得更深入，走得更远。”

　　积极探索“第三条路”

　　洞察到孵化器发展的新变化，从而积极呼吁孵化器建设从政府主导走向政府引导的，不止孙大海一个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主任龚伟近日表示，要探索一条不同于官办官营、民办民营的“第三条”孵化器发展之路。

　　“我们看到了部分官办官营给公共财政带来的支付负担，机制桎梏，服务单一不精，创新积极性不高；也看到了部分民办民营的孵化器偏离孵化器宗旨、服务功能构建弱化、服务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物业利润的弊端，那么除了官办官营、民办民营，孵化器发展模式还有‘第三条路’吗？”龚伟对孵化器发展之路进行了思考。

　　龚伟介绍，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建立伊始，创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收自支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是适合于孵化器发展的有效管理模式。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建立的近10年里，该模式为国内大部分孵化器所沿用，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各地政府纷纷加大对孵化器的投入，我国孵化器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政府投入力度的差别很明显。进入2000年后，武汉市孵化器发展水平已经滞后于京沪穗深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

　　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相关负责人开始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他们原来创造的管理模式存在的一些缺憾开始凸显：过于依赖公共财政的投入，公共财政的投入水平制约了孵化器的发展速度；事业单位的体制限制了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加入，没有让社会资本分享孵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进步的商业模式；孵化器管理团队的主观能动力不够。

　　2000-2006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在政府支持下，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到民营机制下的企业化改制。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创造了产权式孵化器的商业模式，通过“创业中心开发、投资人所有、孵化企业使用、创业中心管理和提供服务”，为社会资金提供了参与孵化器投资、分享地区经济增长收益的机会。

　　但是，作为孵化器建设的先行者，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困惑，他们开始思索现有体制的优势和缺陷。

　　“官办民营仍然没有解决公共财政投入的问题，我们跳出去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这包括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管，管到什么程度永远是一个难解的方程。另外是社会公正性和社会舆论认可，有什么方式可以在国有资产交给民营时能够体现公认的社会公正，而不被社会舆论所质疑？”龚伟表示。

　　因此，他提倡官助民营，这和官办民营只有一字之差，却带来了本质的改变：首先是投资的主体变了，公共财政的负担减轻了；其次是资产的权属变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监控不必要了；再次是政府的管理模式变了，政策引导成为实现政府意愿的有效工具。

　　“官助就是政策引导，孵化器要想得到官助，就必须按照官助的标准，去孵化企业、去聚合产业、去提供服务、去创造税收、去扩大就业。”龚伟表示，官助的方式方法也是值得孵化器关注的重要课题，他希望和同仁们一起探索。　

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2年2月6日）